机械学院党委书记高英学（左）接待杨敦沛校友
2008年8月28日下午七点半列车到达沈阳北站，老同学伍厚洽和他爱妻范惠卿、儿子伍明驾驶私家车迎接我和女儿的到来，热情地邀请我们在他家中住下。
翌日，按老伍安排，上午逛铁西区及沈阳森林公园，下午拜访我的母校―东北大学。
1956年，我从武昌钢铁工业学校“冶金工厂机械装备”专业毕业，为了有机会到大学业余深造，我不怕严寒争取到了沈阳冶炼厂工作，于1957年春季考上当时的东北工学院机械系攻读“机械设计及制造工艺”专业，学制六年，相当于全日制本科大学。1957―1958，由于反右派运动，停课一学年。三年“自然灾害”，我吃不饱，体力不支，加上出差频繁，丢下不少课程，又只好主动要求留级一年，所以直到1965年夏，经历八年之久，我才正式毕业。初时冶炼厂参加夜学的逾50人，但最后到达终点，获得本科毕业证书的只有我和佟克伟二人，期间经历风霜雨雪，实在是值得自豪的。
8月29日下午，伍明做司机，带着他父亲、我和我女儿，到达我的母校---东北大学。校门上的校名“东北大学”是张学良的手笔，洒脱而矫健，使人联想起张学良将军气壮山河的爱国情怀。进入校门，在不远处的草地，竖立着一块石刻，上书“自强不息，知行合一”八个大字。这是校训，是赫冀成校长书写的。伍明也是东北大学毕业生，读的是“餐旅管理”专业。立刻，他和我在校训石刻前合照了，意味着两代校友都不会忘记这一校训。当年我上夜学的机械系教学大楼现在竖挂了牌子：“机械工程与自动化学院”。我走进助我成长的摇篮，学生科的年青老师毫不迟疑地领我和我女儿到了党委办公室。学院党委书记高英学同志热情地接待了我们，使我感受到好像出嫁的女儿回到娘家的亲切，投入亲娘怀中又一次获得母体的温暖。高书记向我扼要地介绍了东北大学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及未来的设想，更令我心潮澎湃。我作为东北大学的校友，感到既荣幸又惭愧，因为我带回母校的礼物仅是《自擂集》一本，书中记叙的是自己平凡的经历，我对社会的贡献与母校广大师兄弟相比，是微不足道的。我只不过是东北大学(东北工学院)的合格产品而已。
我能够向母校汇报的是：我一直本着“做到老学到老，学到老做到老”的要求，不追求生活享受，却追求知识的增长；技术上喜新厌旧，工作上精益求精。 退休后还要熟习电脑操作，发挥余热，义务为别人编辑文件，或者为了促进社会进步，提出合理化建议。所以，在2006年，我被评定为顺德区环保优秀市民。
1959年至1963年期间，我在东北工学院夜校学习的同时，工厂大闹技术革新、技术革命，我运用在夜校学得的知识，搞机械化自动上矿、往冶金炉加料及废热利用，都得心应手。末了，在1973年我离开沈阳冶炼厂前夕，还为检验科设计了“试瓶振荡机”。由于运用了机械平衡理论，振荡机闲静、平稳，虽然振荡，却不震动，性能良好，深得检验人员赞许。可以说，我基本上实践了校训，没有辜负师长的栽培。
我向高书记汇报了自己的简历，回忆在东北工学院夜校部学习时的情景。
我们每星期一、三、五晚上七时至九点半上课，下课后回到宿舍往往是子夜11点钟后才能上床睡觉的。次日六时起床，不耽误正常上班。每学期期末考试前，通常有10至14天脱产到学校接受老师辅导。每星期天的上午是我做功课的时间，学习是艰苦的、紧张的。那年冬天下大雪，我到学校时还通车的。因出席的学生太少了，老师宣布停课一晚。我回家时，大雪已经下到没膝的深，车走不了，我顶着刺骨的寒风大雪，深一脚浅一脚的走了三个多小时才回到我的“家”。
我们按教学计划完成课时学习，经历毕业实习、设计、答辩，合格了才能领取毕业证书。老师对我们的要求是严格的。记得讲授《液压传动》课程的是徐德民副教授，期考时是抽题笔答兼面试。我抽中的题很浅，笔答全对了。到面试时，徐老师问我齿轮油泵的齿数咋定，我答：以不超过13齿为佳，是变位齿轮；他再问：变位齿轮的几何尺寸怎样计算？我答：变位齿轮的计算在《机械原理》课程，还未教授。末了，他给我4分，问我满意不？我说，很满意。(这是真心话，因为我的笔试题很浅，若抽中深题，恐怕我会不及格的。)这位徐教授，对学生要求很严，我认为是难得的优秀老师。可是，在文革期间，造反派说他视学生为敌人，据说把他斗得够呛。
高书记认真听取了我的汇报。他平易近人，和我合照留念。他说，他也是东北工学院毕业的，“咱俩是老校友啦”。他说，我的求学经历很感人，为此，他送给我几本校刊和《中国奥运第一校》，还有一本《张学良与东北大学画卷》，那实在是太珍贵的礼物了!